自由結社是在我國憲法上明文規(guī)定賦予人民的合法權利，而且畫會是一種有利于藝術發(fā)展的組織形式。——江豐

　　3月1日，博而勵畫廊推出了本年度第一個展覽“85 前的非官方藝術”，展覽聚焦中國當代藝術初期在創(chuàng)作上具有探索性的藝術家。不得不承認，于我而言，這個展覽的主題是有吸引力的，看多了時下的各種水墨、各種青年藝術家展覽，我更愿意去感受一下中國當代藝術產(chǎn)生之初的藝術究竟是什么樣。

　　來到畫廊時已經(jīng)過了展覽開幕的時間，展廳的人并不算多，大多三五成群的聚集在空間內(nèi)外攀談，墻面上掛滿了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不再先鋒的畫作，展廳中間的展臺上擺放了若干小木雕，都是獨具個性的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都沒有展簽，若不是對這些藝術家非常熟悉，很難將作品與藝術家本人對上號。不過這些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觀眾可以更直觀的去感受那個時期藝術家們所接收到的信息，所進行的思考，以及各自的表達方式。

　　此次參展的藝術家大多數(shù)來自兩個組織——無名畫會和星星畫會，正如此次展覽主題所點明的那樣，展出作品均屬于非官方這條路上的，這也意味著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很難在官方的美術館等機構中獲得展出的機會，所以中國當代藝術最早的實驗空間應當算是由這些藝術家自發(fā)開拓的。

　　無名畫會

　　1975年元旦，無名畫會的第一次展覽在畫會成員張偉家如期舉行，10幾位無名畫會的畫家聚集在福綏境大樓三樓五號為畫展開幕忙碌著，心情無比激動，畢竟這是大家首次集體展出畫作。當時的展廳還不到20平方米，由于空間局促，不光墻上掛滿了畫，就連桌子、椅子上都放滿了畫，以至于連坐下歇歇的地兒都沒有了。好在這只是一個“地下”展覽，開放范圍僅限畫會的幾位密友，不用接待大量的觀眾。不過，也正是這樣一個內(nèi)部交流的展覽，給參展的每一位藝術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批評家盛葳如此評價此次展覽，“無名畫會已經(jīng)開始主動地意識到了自己可能具有的價值，與此同時，這次自發(fā)的地下畫展也為無名畫會在1979年的第一次公開展出埋下了伏筆”。

　　當然首次展覽搞得這么“低調”與當時的“批黑畫”運動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文革”后期，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四人幫”出于篡黨奪權陰謀的需要，借機在美術界掀起了所謂的“批黑畫”運動，聲稱要反擊所謂“美術領域黑線回潮的復辟逆流”。就在無名畫會首次展覽舉辦的前幾個月，國務院文化組還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一次批“黑畫”的展覽。無名畫會的創(chuàng)作極有可能被誤認為“印象派”、“現(xiàn)代派”等“反動”黑畫，所以注定只能在“地下”舉行。據(jù)說當時想要進入“展廳”的人都需要對上暗號，先敲3下門，稍等片刻再重復一遍，方可進入。

　　相較于星星畫會，無名畫會就像它的名字那樣并不怎么為人所知，但它的形成卻要早于星星畫會，或許是因為他們的第一次公開展出——1979年7月9日在北海公園畫舫齋舉辦的“無名畫會”作品展——來得太晚。玉淵潭可以說是無名畫會的發(fā)源地，在上世紀60年代這里可以算是京郊游覽的去處，但是游人很少，無名畫會的畫家們常常去那里寫生，所以當時也有“玉淵潭畫派”之稱。“無名畫會”這個名字也是在他們首次公開展覽之時，北京美術家協(xié)會要求他們登記正名才確定下來的，即任何名字都無法代表之意，索性就叫“無名畫會”。

　　無名畫會最初的幾位成員趙文量、楊雨澍和張達安相識于熙化美術學校(前身為北京女子西洋畫學校)，也正是這個時期共同學習的經(jīng)歷為畫會的形成打下了基礎。1960年張達安進入北京青年美術補習學校學習，結識了石振宇，自此他們四人常常聚集在張達安家中畫畫。1963年的一次集體寫生改變了畫會成員只是畫畫室內(nèi)場景、靜物的狀態(tài)，并建立了無名畫會集體外出寫生的傳統(tǒng)。

　　不過上世紀60年代并不是一個適合藝術家搞創(chuàng)作的年代，他們需要上山下鄉(xiāng)，需要被分配到工廠工作，他們甚至無法繪畫。到了70年代，社會環(huán)境有所改變，畫家們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繪畫中去，無名畫會的隊伍在這一時期變得壯大，1975前無名畫會的10幾位藝術家在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下集體活動越來越多，他們的關系也越走越近，逐漸形成一個有著共同藝術理想的集體。正是這一時期“玉淵潭畫派”的名號在京城“在野”藝術圈流傳開來。

　　1978年，知青開始大規(guī)模返城，傷痕文學逐漸興起，藝術氛圍也慢慢變得寬松起來，一些國外的藝術作品也有機會到北京展出，無名畫會的成員們也有幸看到了西方風景繪畫的原作，諸如巴比松畫派、印象派的畫作。次年，無名畫會首次公開展覽舉辦，劉海粟、吳冠中對這次展覽尤其贊賞。兩年后，無名畫會舉辦了第二次公開展覽，在這次展覽后畫會開始變得松散，年輕一輩的藝術家有的出國，有的進入美術學院學習，有的獨立創(chuàng)作，那個曾經(jīng)特別有凝聚力的畫會也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淡出了歷史舞臺。不管結果如何，那個時期的經(jīng)歷，對每個畫會的畫家來說都是不可替代的。

　　星星畫會

　　與無名畫會遠離政治，走近自然不同的是，星星畫會有著堅定的立場，正如星星美展發(fā)起人之一黃銳所說的那樣，“在保守意識和政治環(huán)境的堅壁面前，‘星星’構成了最初的反對派姿態(tài)”，“星星的形式是對一切‘主流’執(zhí)拗地保持對立的形式，它就是星星的精神——有尊嚴的行動”。與無名畫會的截然不同也使得星星吸引了一批叛逆的、有立場的年輕人加入。星星畫會的成員趙剛先接觸到的其實是無名畫會的成員，他還常去張偉家參加畫會活動，但是無名畫會只是畫畫風景，這讓不甘于繪畫本身的趙剛難以適應，最終他在馬德升的引薦下加入了星星畫會。趙剛回憶說，“我跟無名畫會的人也很熟，但是他們對政治不是特別關心，他們關心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的一種存在方式。”

　　星星可以說是靠展覽將大家凝聚起來的。黃銳在一次與高名潞的對話中談到了首屆星星美展的籌劃，1979年2月，“文革”結束后美術界第一次自主藝術活動“新春風景靜物畫展”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辦，這個展覽的前言是時任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主席的江豐寫的，前言中提到“自由結社是在我國憲法上明文規(guī)定賦予人民的合法權利，而且畫會是一種有利于藝術發(fā)展的組織形式。”此時，黃銳和馬德升已經(jīng)成立了一個畫會籌備處，“新春風景靜物畫展”的舉辦讓黃銳有點心動，他覺得時間到了，應該把他們那些自由的畫作拿出來展示。當時黃銳和馬德升定下了3條評選參展作品的標準，均是與官方展覽選擇標準相背的。作品挑選完畢大約已是初夏，二人找到北京美術家協(xié)會主席劉迅申請展覽，劉迅看了作品很興奮，當即表示可以給安排展覽，只是展廳的排期已經(jīng)到明年了。星星的成員都覺得政治氣候反復無常，展覽不能等，哪怕是露天展覽，這樣的決定讓星星首次把展覽帶進了公共空間。

　　展覽地點定在中國美術館東側的小花園，雖然其間有諸多坎坷，1979年9月27日展覽按計劃舉行，這個以青年業(yè)余畫家為主力的展覽給觀眾帶來了不同的觀感，有人覺得“原來還可以這樣畫畫！”有人則覺得這個展覽給人以“難以名狀的惡心厭惡”。開展第三天，展覽就以“影響了群眾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由被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取消，畫作被沒收。隨后，部分成員組織了抗議游行，游行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勝利，不僅還了畫，展覽還挪到了畫舫齋繼續(xù)展出。1980年夏天，星星畫會正式成立，并在美協(xié)注冊，第二屆星星美展得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展覽非常轟動，日均參觀人數(shù)約5000人，實際展期比原定計劃延長了兩周。

　　隨著星星美展走進中國美術館，它“對一切‘主流’執(zhí)拗的保持隊里的形式”便不存在了，詩人朱朱認為，“對于他們(星星成員)來說，中國美術館既是一座有待摧毀的巴士底監(jiān)獄，又是一座夢想中的殿堂。”星星畫會的成員艾未未將這種對體制的依戀定義為“小知識分子”的普遍情結。

　　當對抗在與依附的角逐中開始示弱，原本的堅持就會有所動搖，不管你面對的是體制，還是金錢。星星畫會存在的時間并不長，1983年8月14日，黃銳、馬德升、王克平在北京自新路小學舉辦了三人聯(lián)展，19日展覽被封，這也預示著星星畫會的解散，隨后星星畫會許多成員相繼出國。2007年11月20日，朱朱策劃的“原點，星星畫會回顧展”在今日美術館開幕，或許這個展覽本身并沒有太多亮點，但是朱朱策劃展覽的初衷是值得關注的。“西方充當中國當代藝術的情人，又充當了當代藝術的敵人。中國藝術的現(xiàn)代主義是從學習和模仿西方開始的，但發(fā)展到后來，作為一種強勢文化，西方卻操控了當代藝術的走向。在另外一個方面，這兩年政府對當代藝術的態(tài)度也更加寬容，藝術家已經(jīng)從充滿反叛、獨立精神的孩子變成了受寵的孩子，而從獨立于社會現(xiàn)實的精神和藝術性本身這兩個標準來看，中國當代藝術界鮮有真正杰出的人物，所以到了一個應該對其整理和思考的階段。重做星星，就是重回中國當代藝術的起點，思考中國當代藝術的未來。”